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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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俄贸易的发展现状
目前，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发展迅猛，《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供了具体的时间表；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与东北亚的经济在今年来却发展缓慢，据统计，作为占全国对俄贸易1/3强的满洲里口岸，从1998年至2000年，贸易逆差以年均106％的速度递增，2001年1-10月份这个口岸实现贸易总值15.96亿美元，其中进口14.25亿美元，出口1.71亿美元，进出口货值之比为9比1，贸易逆差高达12.54亿美元。2001年1-11月份，中俄贸易总值实现92.9亿美元，同比增长27.9％，其中出口23.9亿美元，进口69亿美元，分别增长17.5％和32％，贸易逆差高达45.1亿美元。巨大的贸易逆差不仅花去了国家大量外汇，更使两国贸易出现极大的不平衡。
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俄关系不断得到改善，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的贸易发展创造了契机。但是，俄罗斯经济长期危机、市场无序和政策多变，导致了中俄双方贸易发展缓慢；此外，由于中俄边境贸易以零散交易为主，中方出口品中夹杂着低劣成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破坏了“中国制造”的整体形象，也是贸易受阻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中俄两国在经济领域签署了《鼓励和相互投资协定》、《经济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保护知识产权协定》、《进出口商品合格评定协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整顿边贸市场秩序，健全市场规则，为两国经贸往来奠定了法律基础。
中俄两国关系的改善、贸易市场秩序的恢复，使贸易环境宽松稳定，极大地降低了市场外部性，从而减少了交易成本，对进出口商都是有利可图的，从而活跃了边境贸易。
俄罗斯有着巨大潜力和机遇，中俄两国在商品、技术、劳动力、资源、产业结构诸方面都有很大的互补性，因而贸易能增加两国福利，使两国内居民受益。俄罗斯的重工业、军事工业比较发达，但轻工业、农业相对落后，日用品、食品、蔬菜、肉制品的自给率在48％以下，这是前苏联“重工轻农”产业政策的恶果。而俄罗斯短缺商品正是中国生产的长项。中国的日用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如电子产品，在这方面中俄之间的互补性十分明显。俄罗斯国内的家电市场被进口品垄断，价格很高，许多消费者无力购买，因此，俄罗斯缺乏适合于普通消费者的食品、服装、家用电器，而这为发挥中国的优势、开展中俄合作提供了机遇。中国的出口对于俄罗斯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是日用消费品（食品、服装、电器）的生产和出口大国，日用消费品在国内远远供大于求，非意愿存货较多，急于打开国际市场，出口俄罗斯正是解决之道。俄罗斯有1.39亿人口，以莫斯科为例，该城市有人口900万，70％的食品和80％的生活日用品源自外国进口；人均月收入180美元，而且社会保障制度健全，消费者无后顾之忧，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此俄罗斯的市场容量可以容纳中国出口贸易的空间很大。
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对于自己的经济发展也是利大于弊的。中国是资源产品消费大国，木材、化肥、废铜等资源紧缺，这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俄罗斯地阔人稀，自然资源蕴藏丰富，例如：石油、木材、天然气、矿产等，以自然资源为重要生产原材料的工业相对发达，在俄罗斯国内市场上，资源产品供过于求。俄罗斯出口的资源性产品正好能够缓解中国资源紧缺的瓶颈，因此，俄罗斯出口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亦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二、中俄贸易发展的理论分析
以上是对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经济结构与贸易互补性的分析，运用基本贸易理论对中俄贸易作进一步的剖析，可以认清两国间贸易的实质，并切实促进两国贸易发展。
标准贸易模型认为，经济发生偏向性增长的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某个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会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这个部门扩张的幅度大于向其他部门扩张的幅度（既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论：劳动生产率决定贸易）；第二，由于生产要素的国家增加，会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发生偏向性扩张，偏向于使用该特定要素得部门或密集使用该要素的部门（特定要素模型和要素比例模型）[1]。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经济大国，对贸易带来的福利效应应有较强的反应。日用消费品在中国市场供过于求，在俄罗斯紧缺；资源产品在中国市场紧缺，而在俄罗斯市场供过于求。从而日用消费品相当于资源产品而言，在中国市场上相对价格低，而资源类产品相对价格较高。而在俄罗斯市场上的行情恰恰相反。相对价格差异是贸易的直接原因，能为进出口商带来充裕的利润，这实质上是一种地点套利。贸易能够改善中俄两国供需缺口，使两国相对价格趋同，这样，俄罗斯居民能够以比贸易之前更便宜的价格在充足的消费品市场上购买日用消费品；而中国居民则可以在较低的价位上获得资源产品，两国居民的福利都由于贸易都得到了改善,这都是两国发展自身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结果。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相对要素比例模型），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充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简而言之，劳动相对充裕的国家应当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资本密集型的商品。在所有可能造成国家之间相对商品价格差异和比较优势的原因中，赫克歇尔－俄林定理认为各国的相对要素丰裕度即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s）是国际贸易中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因和决定因素。中国人口众多，已经超过了13亿，但自然资源相对不足；俄罗斯资源丰富，但人口仅有1.39亿。通过两国比较，中国属于劳动密集型国际，而俄罗斯属于资源密集型国家。根据罗伯津斯基效应，资源供给的变动或状态对生产可能性具有偏向使用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效应。中俄两国的资源差异导致了贸易。劳动力供给充裕，使中国生产可能性向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如食品、服装产业。资源供给充裕，使俄罗斯生产可能性向资源使用密集型产业扩张，如钢铁、石化、木材等产业。因此，在中俄两国充裕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利的条件下，都倾向于出口国内充裕资源密集型产品，实现相对优势互补，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
大卫.李嘉图是简单劳动价值论的创立者，他认为贸易产生的根源在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李嘉图明确指出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是国际贸易的唯一决定因素。[2]中国的劳动力众多，工资较低，劳动力成本低廉，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劳动生产率较高，此类产品相对价格较低。俄罗斯资源丰富，在资源密集型行业中，劳动生产率较高，在俄罗斯市场中，这类产品的相对价格较低。因此可以说，中国在劳动生产密集型产品上具有相对优势，这是贸易产生的原因，中国应该专门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俄罗斯在生产资源产品上具有相对优势，应该集中生产资源产品。这就决定了两国的生产布局，结果贸易对两国都有利。
特定要素模型是保罗.萨缪尔森和罗纳德.琼斯提出来的贸易模型。所谓特定要素就是指那些调整速度比较慢，重新达到新的均衡所需时间较长的生产要素。通常在实际中，特定要素与流动要素之间没有明显得界限，这只是一个调整的问题。一国生产特定要素相对充裕的产品，而进口特定要素相对稀缺和昂贵的产品，而特定要素是非贸易品，只能固化在贸易品内部，所以贸易品流动只是形式，而隐含在贸易品内部的特定要素流动才是实质。[3]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和中国的劳动力都属于特定要素。尽管目前有资料表明，涌向俄罗斯的中国民工正在增加，但这个数字相对于中国劳动力总供给来说，可以忽略不计。按照保罗.萨缪尔森的说法，中俄之间的贸易会使国内相对价格趋同，由于中国国内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价格偏低，而劳动力至少不会在完全意义上向俄罗斯转移，因此，贸易会使国内该类产品在俄罗斯需求拉动下上升，劳动密集型部门会吸纳国内其它资源到该部门（尤其是资金），从而会出现偏向型增长，而俄罗斯对日用品消费品的边际支出倾向很大，不论生产还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都会使劳动力——这一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工人）受益。因为贸易产品的流动实质上代表着生产要素的流动，因此，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实质上是中国的劳动力向俄罗斯转移，只不过转移的方式不同，这种转移是隐藏在贸易品中的。而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资源产品，实质上是向中国转移自然资源。所以，尽管特定要素的转移成本表面上无穷大，或根本不可能实现转移，但贸易品的流动使这种转移事实上成为可能。劳动力向俄罗斯转移，使俄罗斯居民能够买到便宜的食品和服装，不用再在商店门口排队受冻，他（她）们的生活境况改善了；资源向中国市场的转移，缓减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从长远来看，这对中国居民的福利改善也是有利的。
不管用哪种模型进行分析，贸易都会产生强烈的收入分配效应，使国内的特定要素所有者或资源相对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受益，而其他部门，特别是受竞争性进口产品冲击的部门的即得利益受损。以中国为例，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中小民营企业，向俄罗斯出口大量的服装、鞋类、小家电等，受益颇丰；而以机械重工、森工、石化等资源产品为主的国有企业必然受到冲击。根据曼柯.奥尔森的观点[2]，代表团体利益的行为是一种利众行为，集体行动作为政治中公众品的特点意味着，那些虽然在总体上损失巨大，但个人损失都很小的政策是不会遭到有效反对的。集体行动的困难在于：当施加压力以谋求某种政策得行为是有利于集团的整体利益时，那么从个人利益出发，谁都不愿去做，因此，集体行为难题的解决是在规模较小的全体中，因为群体中每一个人都能从有利的政策中获取一份较大的利益，或在组织良好的集团中，因为组织中的成员能够被动员去维护组织的利益，从而组织更有力。按照博弈中单独行为产生的“囚徒困境”和联合行动产生的“次优结局”，各受损的利益集团必然以强烈的呼声要求政府实行保护，在中国，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宠儿”，政府自然会对诸如石化、森工、钢铁业等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在俄罗斯，政府为呵护国内的幼稚企业，也屡屡出台限制性措施。因此，中俄贸易保护盛行，必然使边境贸易发展大大受阻。不管是关税还是配额，只要是贸易保护措施，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相对价格，这本应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这种扭曲必然会产生生产或消费的扭曲，从而导致无谓损失。更有甚者，采用与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导致中俄边境贸易曾一度陷入低谷。为了促进两国贸易健康发展，两国政府不断地加强磋商，制定了规范政府和市场行为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苗头。
三、建议和结论
针对中俄贸易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我国对俄罗斯的贸易战略必须实现三个重要转变，即从中低档消费市场为主，实现全面进入其主流消费市场；从局部市场为主，实现全面进入全国市场；从传统消费品出口为主，实现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商品。为实现这个目标，应在以下三个方面采取得力措施：（１）采取多种方式开拓俄罗斯市场。（２）以建立营销网络带动市场开拓。（３）鼓励大型企业开拓俄罗斯市场。[4]
其次，必须站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高度，谋划和推进中俄边境贸易。中国虽然在中俄之间贸易中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但逆差的存在是为发展国内经济服务的，为我国向其他国家出口奠定基础，这样的逆差存在是必要的，因此，中国不必为逆差而担心，更不能设置贸易和非贸易壁垒。
再次，由于中俄双边贸易中存在的最大障碍是没有建立规范的贸易制度，因此，能否形成良好的、规范化的贸易秩序,是决定双边贸易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由于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 , 而俄罗斯即将加入世贸组织 , 且中国给予俄罗斯世贸组织成员的待遇 , 因而在未来的双边经贸合作中 , 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规则应成为双方共同遵守的贸易活动准则 , 即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所以，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规则应成为中俄贸易的标尺和工具 。为此，在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规则和双边合作框架下，两国应共同努力, 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及经贸科技各个分委会的作用，充分发挥政府的管理职能 充分发挥两国商会和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的作用 , 充分发挥两国商会和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的作用 ,大力整顿贸易秩序，加速解决贸易秩序和贸易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并逐步规范双边贸易秩序，以消除现存的制度性障碍 , 极大地推动中俄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最后，必须重新审视俄罗斯市场，制定适应性较强的市场发展战略。针对俄罗斯市场城市化、多元化、高消费化的特点，对俄罗斯消费市场要重新定位，消除投机取巧的短期行为，强化“以质取胜”意识。实施名牌战略，严把质量监督关，加大打击伪劣产品的力度。加强对民贸市场的管理力度，树立边境贸易、互市贸易与国家贸易同等的质量观念，重塑我国商品在俄罗斯的形象。
总的来说，中国和俄罗斯互为友好邻邦，又是世界大国，发展双边贸易，尤其是边境贸易对促进两国和东北亚经济发展，增进两国交流，维护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和平与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中俄之间的贸易发展不应该仅仅以经济角度考虑，还应以政治眼光作深层次的剖析。中国和俄罗斯致力于图门江次区域的经济开发与合作，并以此为契机，加快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俄罗斯正在申请加入WTO，其国内的市场必将更加规范，这为中俄贸易发展创造了规范的制度环境，这无疑将大大推动中俄的贸易发展。中国还应加大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生产和出口，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种类，优化中俄贸易中的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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